以停业税改增值税（营改增）为中心的减税运动，可谓本届政府的经济纲要之一。仅以2016年5月营改增整个铺开以来计算，企业整体减税已将近7000亿元，小企业也收获颇丰，革新成果卓著。不过，减税减负是一个系统工程，不是一纸令下就能整个自动兑现的，而需求各级政府机关的持续努力。一些环节的减税成果能否还有待发挥，也适宜关注。
　　近日，有专家以个人名义批判当前税收理论不佳，国有大企业减税实惠多，民营企业包括科技型小微企业受利少，企业理论税负感较重，征税力度太强。
　　这种观念并非孤立。企业家曹德旺曾直言中国制造业税负比美国高，经济学家李炜光等所做的调查以为民营企业理论税费担负接近40%。当然，对这些结论会存在着一些异议。但鉴于税负对中小企业的开展乃至生存至关重要，无妨对之怀着一种“宁可信其有”的审慎心理、“有则改之没有则加勉”的担任态度，对之予以兢兢业业的调研。
　　起初需求指出，税收是一个复杂的体系，不同行业的税种税率存在着差异，应征税额的认定、税收抵免和优惠的操作由多个环节构成。即使不同地域、行业、企业在同一税收优惠政策下的苦乐不均，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。增值税固然虽然较为简明、征收时争议较少，但与企业生存息息相关的所得税的征收，仍然可谓“槽点”颇多。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结果，不能讲是由于政策不佳，而是说明了设计细节与执行落实方面有待完善。
　　在制度设计上，大多数税种的税率是分档的。而档和档之间单纯划分，是为了俭省征税本钱，但对特定行业，能否仍然存在“一刀切”带来的不贴切之处？同样的抵扣政策在落实到不同行业时，不可能具有同样的可操作性。这样的话，效劳型小企业能否和制造业大企业一样偃意了实惠？制造业企业和交通业企业得到的甜头哪个更多？等等均是合理的疑问。无妨别离理论予以调查和讨论阶段性动态调整的必要性。
　　此外，正轨税种之外的各项费用、基金，对企业来说仍然是与税的成果同等的担负，会成为税负感重的原因。
　　在制度执行上，征税机关的“手松”“收紧”其实区别甚大。征税和免税政策及税率的“公式”固然是较为肯定的，但征税对象等“分母”、可减除可抵免事项等“分子”的肯定触及到个案事实判别。征税机关先天有“征越多越好”的倾向，我国征税机关的裁量权又相当大。而另一方面，小企业囿于人力物力，账目齐整度相对很低、发票开具和获取的标准性较弱、合法节税和税收谋划手腕缺乏、以致维权渠道也很少，面临征税机关时颇为被动。
　　方今，我国的政策基调是倾向于“放水养鱼”的减税哲学，而其背景是经济新常态下激起民营企业活力的经济推进战略。但各地征税工作能否契合上述宏旨，有待调查。
　　鉴于我国仍然是财政实力相当雄厚的国度，各级政府和征税机关应当防止把税收收入最大化作为工作目的。政府和企业、征税机关和征税人并非对立关系，而是共生共荣关系。本届政府强调“放管服”的新行政理念，这种尊重市场、维护市场活力的作风也应该表现到征税中来。
　　故而，征税机关、经济主管部门、中小企业促进部门应当积极调研，体察企业冷暖，尊重征税人的权益、倾听征税人的呼声，根绝过度征税、提早征税、年终突击征税，消弭预先制定税收增长率的做法。在客观税负感重或客观上征税量已较大的行业和区域，在法律框架内从宽把握征税力度。关于潜在的构造性税制舛误，如特定行业减税实惠不多，应早日归入税收规则修订规划。征税的法治化、规则的透明化、可预期性亦需求不时加强。